4月2日的《厦门晚报》

  呼吁出台《校园安全法》
  南平惨案一发生,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不少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学校,特别是把焦点集中到了“能不能更早开放校门”的问题上来。确实,教育部门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出学校应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时间总量,保证学生足够的课外活动和休息时间的要求。南平市教育局的负责人面对记者也作出了类似的解答。但是迅速被质疑为推卸责任。
  前几天,《厦门晚报》也刊登了南平实小要求全体值班教师和班主任每天7点前到校的新闻。这个措施固然好,但是仅仅靠学校教师这么起早摸黑地、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维持,又能坚持多久?其他机构和部门在校园安全工作上又应当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痛定思痛,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认真考虑,已经发生的这些伤痛,是不是都理应让学校来承担?
  学校作为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机构,保障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除此之外现在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其他衍生责任。学校、社会;教育、责任,已经交织成一张无法摆脱的网,罩在学校和教育部门头上,学校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让学生受教育的场所,许多应该由社会、政府来承担的东西,如今却经常让责任界限不清、权与责处于尴尬地带的学校来独自承受,甚至采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换取民众的谅解。 
  南平惨案,拷问的不仅仅是校园安全,政府应拿出切实的措施来保证校园周边的安全和稳定。
  首先,要呼吁制订《校园安全法》。校园是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场所,不仅包括具有纵向隶属性特征的教育行政关系,还包括具有横向平等性特征的教育民事关系,甚至还包括具有惩治性特征的教育刑事关系。因此,教育领域迫切需要一部《校园安全法》,在立法上作出明确的界定和约束,来规范面对安全问题中社会与学校的不同义务,来合理划分社会、学校、家长及当事人的责任。
  另外,从目前来看,不少地方公安机关的“平安校园”共建活动,主要还只是停留在进校搞搞法制宣传,按上级的要求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整治等等,不少“综治副校长”也是挂个空名。我们期待着,公安机关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强化校园周边的安全管理,坚决打击侵害师生的违法犯罪行为。甚至我们期待能否参照西方国家,可导入校园警察这一模式,以体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权,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保证学校的安全。
  回过头来,我们在谴责暴徒的同时,也要问一问,有关部门有没有担起应该担的责任?在暴徒举起刀子的背后其实还有社会分配的不公,就业的困难,房价的过高,心理疏导的缺失……如果在这之前,不是嘲笑和排挤,而是安抚和安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就业单位能重视这些弱势群体,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剧了。
  孙志刚之死,终结了中国收容遣送的历史;唐福珍之死,正在终结强制拆迁的历史,那么,南平血案,能不能带来校园安全历史性的飞跃呢?因为,我们已经不忍心再看到孩子无论是倒在暴徒的刀下,还是倒在飞驰而过的车轮之下。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This site uses Akismet to reduce spam. Learn how your comment data is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