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三年课改
反思一 课改是否非此即彼？
从现在看，对于课改的不信任和指责来源于：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在传统与革新中，课改是非此即彼。过去三年里，代表着课改的革新主义者和代表过去的传统主义者似乎更热衷于斗争而不是求同，他们经常毫无必要地使争论两极化。
教师们的最大的困惑是：改革刚开始时，他们因为墨守成规而受到猛烈抨击，但是，当他们抛弃一切奋不顾身地投身改革时，人们又说了：瞧瞧都改成什么样子，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传统。老师们几乎无所适从。在最近的一堂公开课上，一位小学教师指着排得整整齐齐的课桌椅和规规矩矩把手放在身后的孩子说，注意到了吗？我们又回到起点了。
在课改的第一年，教师们试图改变教室的格局：桌椅被摆成马鞍形，这样，学生们可以十分方便地组成四人小组，开始讨论。老师也试图对孩子们的坐姿和发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孩子们想怎么坐就怎么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电影里的美国小孩。
但是，现实并没有展现出改革者想象的图画，相反的，老师们发现，只要稍微一松手，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课堂几乎失控。
课本风波是另一个佐证。改革开始时，一些小学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师大版本的教材，在所有版本的教材中，这个版本据说和传统有着最明显的分水岭。然而，大多数学校好不容易等到一学年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更换课本，改用被认为最稳妥的另一个版本教材。在即将升入二年级的暑假里，可怜的学生到处寻找“稳妥版本”的一年级教材，对比和北师大版本的不同之处，抄写并默记那些北师大版本教材中没有出现过的生字。
传统主义者开始幸灾乐祸，并对课改横加指责，认为它是华而不实的。但是，改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几十年来，围绕学校教育展开的争论一直在革新和传统两条路线之间进行。特别是在过去三年，这两个阵营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完全对立。但是，课改并不一定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实际上也不应该这样。
例如，在上述有关课堂秩序上，吵吵嚷嚷的课堂并不意味着学生们可以不需要遵守一些传统的秩序。比方说，以四人小组的讨论展开教学的学校，老师要允许学生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他们还应当教会孩子压低声音说话，以免影响到其他组的同学，其次，他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想法等等。
反思二 只有多媒体才算是课改？
一次有关学校信息技术研讨会上，市教育学院副书记易化说，我们的学校拼命追求信息技术设备进教室，但是，他在德国学校考察时发现，那里的教室里连计算机的影子都见不着。
易化说，他当时吓一跳，因为像德国这么发达的国家，显然是不缺钱的，所以没有计算机，并不是买不起。后来他被告知：德国人并不太相信人机对话，他们比较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毕竟人与人的接触包含情感。
易化事实上点中了课改的某些软肋：一些教师似乎认为只有运用多媒体，才算是课改，他们一味强调了学生与多媒体技术的互动，却忽视了师生、学生之间的互动。
思明区一位叫林陵的小学教师说，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是：学生课堂上大饱眼福，课下大脑空空。林老师引用专家的话说，技术能在瞬间把信息传遍全世界，但是，无论技术具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它都不能传递智慧。
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十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时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公开课的课堂里。在一次连续听了四节的公开课之后，许十方说，我开始担心今后孩子没有想象的能力了。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并不是杞人忧天：老师问：知道北方冬天的情形吗？话音刚落，他马上启动了VCD按钮。
不仅如此，从几节公开课看，课件展示局限于与教材有关的文字材料，课外的扩展信息材料很少，意义并不是很大。
反思三 理念改了，习惯要改吗？
本月初，我们曾经对课改进行了回顾，但是，一些家长给我们写信抱怨说，从他们孩子的身上感受不到文中所描述的生动活泼的课堂，以及和蔼的老师。
这里的症结可能在于：老师固有的一些习惯在起反作用。如果他们只顾讲大的理念，却不肯改变细小习惯，改革可能会前功尽弃。
教育学家陶西平曾经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学生拿着老师批改的作业本去找老师，上面有四个字的评语，学生说：老师，这写的是什么呀？我看不懂？这四个字的评语其实是“字迹潦草”，老师尴尬万分，但他想了一个方法。他掏出一支烟，也递给学生一支烟，学生立刻叫起来：老师，我们学生不准抽烟。老师得意地说，原来你也知道有些事是老师可以做的，学生不可以做的。
陶西平说，我们的一些教师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不讲理的时候还真不少，因为他们认为教师就是真理的标志。
的确，尽管进入课改，但不少老师事实上仍保留一些不好的习惯，例如：他们向来只有说的习惯，没有听的习惯——老师们通常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叫过来，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地训一顿，要是学生试图反驳其中一些说法，老师会认为：反了！简直是反了！
对于追求平等、民主的课改来说，这种不对等的习惯是致命的打击。很多时候，正是这些不好的习惯在阻碍课改进行，并有可能使改革又回到起跑线上。
反思四 对待老师，是否也来点课改精神？
在课改中，人们强调老师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主发展，张扬学生的个性。但是，人们又是怎样对待老师呢？
现在谁都可以站出来指责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与美国的教育相比是多么没有创新精神。但是，课堂评价标准仍然停留在若干年前的水平上，如课堂上目标是否明确了，分析是否到位了，步骤是否齐全了，时间是否算得很精确，铃声一响问题是否都解决了，甚至连年终总结表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印刷的，根本找不到与课改相符合的栏目。
老师们说，其实作为老师，每个人都是学生出身，谁不知道学习的苦与乐？谁不喜欢轻轻松松、高高兴兴过日子？谁想像疯子一样整天从早到晚泡在学校，追着学生要作业，搞得师生像敌人对头似的？但是，学校领导要求班级的考试成绩！据说，有的学校规定，如果中考考不好，所在年段老师取消当年评优评先等资格。
说白一点，
人们是以应试教育的态度来要求老师从事素质教育，有人说，长此下去，老师要得精神分裂了。
专家们说，如果想让老师平等地对待学生，那么，首先，校长要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们的老师。因为校长有什么理念，他就会传递给教师，而教师们就会将这些理念带到教室里去。换句话说，如果校长们专制地对待他们的老师，那么，老师们将很难用亲切的态度对待孩子。
在对待个性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求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个性，那么，校长们也应该为不同观点的老师提供表达自己的机会，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
厦门日报
从现在看，对于课改的不信任和指责来源于：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在传统与革新中，课改是非此即彼。过去三年里，代表着课改的革新主义者和代表过去的传统主义者似乎更热衷于斗争而不是求同，他们经常毫无必要地使争论两极化。
教师们的最大的困惑是：改革刚开始时，他们因为墨守成规而受到猛烈抨击，但是，当他们抛弃一切奋不顾身地投身改革时，人们又说了：瞧瞧都改成什么样子，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传统。老师们几乎无所适从。在最近的一堂公开课上，一位小学教师指着排得整整齐齐的课桌椅和规规矩矩把手放在身后的孩子说，注意到了吗？我们又回到起点了。
在课改的第一年，教师们试图改变教室的格局：桌椅被摆成马鞍形，这样，学生们可以十分方便地组成四人小组，开始讨论。老师也试图对孩子们的坐姿和发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孩子们想怎么坐就怎么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电影里的美国小孩。
但是，现实并没有展现出改革者想象的图画，相反的，老师们发现，只要稍微一松手，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课堂几乎失控。
课本风波是另一个佐证。改革开始时，一些小学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师大版本的教材，在所有版本的教材中，这个版本据说和传统有着最明显的分水岭。然而，大多数学校好不容易等到一学年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更换课本，改用被认为最稳妥的另一个版本教材。在即将升入二年级的暑假里，可怜的学生到处寻找“稳妥版本”的一年级教材，对比和北师大版本的不同之处，抄写并默记那些北师大版本教材中没有出现过的生字。
传统主义者开始幸灾乐祸，并对课改横加指责，认为它是华而不实的。但是，改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几十年来，围绕学校教育展开的争论一直在革新和传统两条路线之间进行。特别是在过去三年，这两个阵营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完全对立。但是，课改并不一定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实际上也不应该这样。
例如，在上述有关课堂秩序上，吵吵嚷嚷的课堂并不意味着学生们可以不需要遵守一些传统的秩序。比方说，以四人小组的讨论展开教学的学校，老师要允许学生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他们还应当教会孩子压低声音说话，以免影响到其他组的同学，其次，他们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想法等等。
反思二 只有多媒体才算是课改？
一次有关学校信息技术研讨会上，市教育学院副书记易化说，我们的学校拼命追求信息技术设备进教室，但是，他在德国学校考察时发现，那里的教室里连计算机的影子都见不着。
易化说，他当时吓一跳，因为像德国这么发达的国家，显然是不缺钱的，所以没有计算机，并不是买不起。后来他被告知：德国人并不太相信人机对话，他们比较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毕竟人与人的接触包含情感。
易化事实上点中了课改的某些软肋：一些教师似乎认为只有运用多媒体，才算是课改，他们一味强调了学生与多媒体技术的互动，却忽视了师生、学生之间的互动。
思明区一位叫林陵的小学教师说，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是：学生课堂上大饱眼福，课下大脑空空。林老师引用专家的话说，技术能在瞬间把信息传遍全世界，但是，无论技术具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它都不能传递智慧。
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十方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时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公开课的课堂里。在一次连续听了四节的公开课之后，许十方说，我开始担心今后孩子没有想象的能力了。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并不是杞人忧天：老师问：知道北方冬天的情形吗？话音刚落，他马上启动了VCD按钮。
不仅如此，从几节公开课看，课件展示局限于与教材有关的文字材料，课外的扩展信息材料很少，意义并不是很大。
反思三 理念改了，习惯要改吗？
本月初，我们曾经对课改进行了回顾，但是，一些家长给我们写信抱怨说，从他们孩子的身上感受不到文中所描述的生动活泼的课堂，以及和蔼的老师。
这里的症结可能在于：老师固有的一些习惯在起反作用。如果他们只顾讲大的理念，却不肯改变细小习惯，改革可能会前功尽弃。
教育学家陶西平曾经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学生拿着老师批改的作业本去找老师，上面有四个字的评语，学生说：老师，这写的是什么呀？我看不懂？这四个字的评语其实是“字迹潦草”，老师尴尬万分，但他想了一个方法。他掏出一支烟，也递给学生一支烟，学生立刻叫起来：老师，我们学生不准抽烟。老师得意地说，原来你也知道有些事是老师可以做的，学生不可以做的。
陶西平说，我们的一些教师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不讲理的时候还真不少，因为他们认为教师就是真理的标志。
的确，尽管进入课改，但不少老师事实上仍保留一些不好的习惯，例如：他们向来只有说的习惯，没有听的习惯——老师们通常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叫过来，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地训一顿，要是学生试图反驳其中一些说法，老师会认为：反了！简直是反了！
对于追求平等、民主的课改来说，这种不对等的习惯是致命的打击。很多时候，正是这些不好的习惯在阻碍课改进行，并有可能使改革又回到起跑线上。
反思四 对待老师，是否也来点课改精神？
在课改中，人们强调老师要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主发展，张扬学生的个性。但是，人们又是怎样对待老师呢？
现在谁都可以站出来指责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与美国的教育相比是多么没有创新精神。但是，课堂评价标准仍然停留在若干年前的水平上，如课堂上目标是否明确了，分析是否到位了，步骤是否齐全了，时间是否算得很精确，铃声一响问题是否都解决了，甚至连年终总结表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印刷的，根本找不到与课改相符合的栏目。
老师们说，其实作为老师，每个人都是学生出身，谁不知道学习的苦与乐？谁不喜欢轻轻松松、高高兴兴过日子？谁想像疯子一样整天从早到晚泡在学校，追着学生要作业，搞得师生像敌人对头似的？但是，学校领导要求班级的考试成绩！据说，有的学校规定，如果中考考不好，所在年段老师取消当年评优评先等资格。
说白一点，
人们是以应试教育的态度来要求老师从事素质教育，有人说，长此下去，老师要得精神分裂了。专家们说，如果想让老师平等地对待学生，那么，首先，校长要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们的老师。因为校长有什么理念，他就会传递给教师，而教师们就会将这些理念带到教室里去。换句话说，如果校长们专制地对待他们的老师，那么，老师们将很难用亲切的态度对待孩子。
在对待个性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求老师们保护孩子们的个性，那么，校长们也应该为不同观点的老师提供表达自己的机会，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
厦门日报
